微信上偶然看到消息，2018年7月21日，有关方面组织召开了“束星北座谈会”。见到这个名字，我想起十多年前看过他的故事，还写过一篇关于束星北先生的文章，当时还和不少朋友讨论过。恰巧，还有一位朋友的父母就在束星北先生工作过的单位就职，所以了解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我把之前的文章修订在下面。
他叫束星北，在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他不应被忘记。
他早年求学欧美，师从惠特克、达尔文、爱丁顿，给爱因斯坦写信讨教过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问题。
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被学生公认为杰出活跃的教师代表：素养出众，智慧超群，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多年以后，李政道在信中说：“我物理学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在1937年5、6月来中国，见到了束星北，两人有过密切讨论。之后收到中国学生关于留学咨询的信件，玻尔只有一个答复：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那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1949年以后，束星北来到了山东大学。1944年曾带领学生参与中国研制第一台雷达的他，感觉到了不一样的压力：他钟爱的学生徐名冠被“镇反”了，过去曾经打抱不平、发声呼吁的人纷纷保持沉默，只有束星北在抗拒。
“三反”运动中，有人揪住苏步青教授在抗战后归还受托管理的浙大财物时少了几条长凳（其实打过招呼）的事情，要从中做文章，结果苏步青跳了河。束星北闻听此言，直接闯入节约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大声质问：“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什么东西？”说完，把主任从凳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打得对方口鼻蹿血，摔出去好几米远。
在横扫一切的新风尚面前这样蛮横，他的未来不难想见，但是，束星北不在乎。
新山东大学（系老山东大学与新的华东大学合并而来）的校长华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但也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束星北当然受到礼遇，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华岗“用马列主义统摄一切”、“指导科学”的观点。在一次大课上，华岗不点名批判了束星北，强调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束星北站起来大喊“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对束星北来说，华岗是个好人，有品德的人。但是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对华岗来说，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绝难成为真正的好人。
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开始了。针对50年的全面苏化，束星北当然有意见：他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据他说，“像样的科学杂志一本也没有”。束星北自己编的教科书，积累了他的多年学识，也被高教部找人翻译的苏联教材所替代。更要命的，是他在课堂上当着大家的面，损了根正苗红的干部苗子李哲明（助教）的面子。李哲明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之后，学生忙于与束星北划清界限，束星北的“队伍”被瓦解了，他的课堂日渐空旷。他往日苦口婆心劝告学生“政治敷衍过去就行，要好好读书”，也成了他“放毒”的证据。
束星北被孤立了。
但是，运动没有停止，下一波是1954年的“肃反”。当时，他的老友竹可桢、王淦昌为了保护他，专门提请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行政上属中科院），而刚刚离开物理系的束星北，也正在气象学领域搞出了一点名堂。肃反来了，还是因为雷达的事情，他被列为重点，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卫兵”，气象学研究室也夭折了。
接着1956年的“苏东波”，1957年，许多人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刚刚收到党委“道歉”的束星北，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
缺乏法制精神，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法律，培养大家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
这样的观点今天看来稀疏平常，在当年堪称惊天动地，在“阳谋”面前，这样的言论会得到怎样的下场，是不言自明的。
束星北的大儿子自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锦州航空部队做教官，却因为父亲的问题，被“黑”了下来：没有工作，没有编制，只能回家当无业游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党又发明了“家庭和组织联手配合帮助‘改造’”的法宝。在家里，儿子屡次对他厉声呵斥，他只能一声不吭。
在这些打击面前，束星北妥协了，“几千字的‘认罪书’，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耗费了他多少个晚上。”
作为右派分子，他被分配到月子口水库。那是“大跃进”年代，全国疯狂上马的无数水库中，为数不多的优质工程。面对今天已经成为一处景点的水库，人们只能知道，它修建于1958年，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0000名淮北监狱的犯人（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
在月子口，“摘帽”的美好前景，引诱着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出卖等等，成为了自觉”。
也正是在月子口，束星北感觉到了无力、挫败和苍白：物理学，科学，还有那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早年间的“高高在上”，“靠本事吃饭”的怡然，原来不过是一种虚妄，你连简单的活计都做不好，拖不动小车，扛不起巨石，举不起大锤……喝劳动人民的血汗，吃剥削阶级的残余，却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在月子口的一位“右派”后来说：“月子口似乎对束星北的脉搏把握的非常准，那些人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死死掐住这点不放松，他就不能借技术改造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不过队长还是给了他一次技术改造的机会。那一次，工地断电了，队长派他去检修线路，可是他爬不了电线杆……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都拿他做例子，说大教授连个电线都不会接，如何如何”。
月子口完工了，束星北回到青岛，被安排到医学院。他已经不复是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的先生，憔悴、浮肿、目光散淡，拄着拐杖，像个泥人。他像个机器人，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比新买的还要干净。
医学院进口了一台丹麦“皇帝”脑电图机，当时属于世界顶尖的高科技医疗器械，不料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搁置了两年。院长张立文力排众议，让束星北来修理——他在脑电图室弄了张行军床，吃住都在里面，把机器大卸八块，找到问题，换好零件，再重新装好。“嗡”的一声，机器起死回生了。
从此，束星北这个“修理工”名声大噪，一些医院纷纷慕名而来，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电子兴奋器、胃镜、比色表，甚至鼓风机、变压器、锅炉、水塔等等，都在他的修理范围内，学院也减免了他打扫厕所的任务，束星北要考虑怎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写社会主义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普及性物理学、电工学丛书了”。而他内心深处渴望的“摘帽”，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据说，是“主管部门”认为他的立场还是有问题。
不过，束星北终于“变”了。在文革中，他成了大家公认的好人：风趣、大度、健谈，人们乐于与他下棋、打牌、喝酒、谈私事。他的政治立场也变了，据其他人回忆，他以前的某位学生感念恩师，冒着生命危险找了个途径让他出国，束星北先生苦苦思索一整晚，第二天选择向组织举报了这位学生……在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不那么窘迫，这让他的子女都感到吃惊。
但是他内心的向往或许始终无法忘怀。1971年元月的头一天，女儿去看他，远远见到校门口，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扫雪。他的身后，扫出一条长长的路，路两边的雪地上，却是他用扫帚写就的，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看到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的脑袋，我的泪忽然止不住了。父亲抱着他的外孙只顾在前面走，也不说话，我在后面哭了一路。
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访问了中国。在会见中，周恩来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譬如介绍些海外才学之士。李政道则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断层”，不是因为没有人才和教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李政道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并希望安排一见。
不过，“核心小组”是不容许他们见面的——束星北进京，无论如何不可以，甚至出本市都不行。让李政道来青岛，更是想都别想——谁知道他到时候会说什么话？再说，束星北家那么破，那么穷，李政道看了会作什么感想！
最终，核心小组决定以身体原因为由，帮束星北推掉了这次会见。
于是师生从此分隔，永无见面机会了。
1974年，束星北终于被“摘帽”，1978年，他回到了讲台上，教授四十年前，他在浙江大学的内容。
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长期以来，“不能做事是他心中最大的痛楚”，他要与时间赛跑。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在弹头溅落海域，多久以后能够安全回收资料舱？这个问题本来计划组织专门力量，投入几十万的经费研究，束星北单枪匹马，靠着一台计算器，两小时就得出了结论。据说，“钱学森先生肯定了他的结论，后来也确实没有再做模拟实验”。这次试验最终获得了成功。
不过，他的身体已经在摧残中垮掉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把已经千疮百孔的束星北击倒了。生前嘱托要捐献的遗体，因为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太平间搁置了半年，腐烂不堪，最后草草埋在篮球场的边的双杠下。
这就是一名物理学家的命运。
2005年，刘海军先生出版了《束星北档案》。之后，“束星北”这个名字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夸大其词的故事也流行开来，比如“束星北是爱因斯坦的最后一个学生”，“束星北当场指出王竹溪（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错误”，“束星北只用纸笔就解决了洲际导弹的计算问题”……
才华在时代的风浪中历经坎坷，这正是无数文艺作品的题材，这本书也确实写得饱含感情。但是，《束星北档案》毕竟不是文艺作品，尤其是对于敏感的、有争议的人物和历史，感情过分浓烈并不是好事，反而容易影响客观性，让大家的信任打了折扣。
这些年来我读过不少其它回忆录，多面的信息让我们对这些人有立体而一致的判断。比如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多人公认他是讲道理的，愿意善待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干部（不过按照赵俪生回忆录的说法，长期在敌后的华岗，后来并没有分清楚“老区和白区的作风其实是很不同的……用白区的那一套对待老区同事，当然要出事”）。实际上，束星北先生屡次“犯忌”，华岗都在努力保护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更巧的是，有位朋友的家人曾经在束星北先生呆过的单位供职，通过他们，我听到了另一些关于束星北先生的事迹。所以现在，我稍微有把握谈谈自己的看法了。
束星北先生自小家境不错，父亲、祖父、伯父都投身过张謇兴办的实业，所以也累积了一些财富。这些背景条件，让他能够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兴趣，年轻时就能自费留美留英，勤奋加上天赋，能在物理学领域找到自己的定位。无论在什么时代，这样的条件和经历都是幸福的。
但是这样出身的人，往往要面对尴尬的问题：在剧变的时代、复杂的社会跟前，该如何保持自己被教育的那些价值呢？很明显，束星北先生在这方面就是“迟钝”的，固守自己认定的价值。许多人谈起此类话题，评价也是千篇一律的“认死理，不懂得变通”。
坦白说，我不认同这种判断。照常理判断，商人往往是洞悉世事，擅长察言观色的。束星北先生的父亲、祖父、伯父都堪称成功的商人，他们会不懂得“认死理”的风险？他们会不清楚“不懂得变通”的危害？只安心培养自己的后人纯真较真的性格？似乎说不过去。
这种问题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我有个朋友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家长经商赚得了许多财富，家境相当不错，但是家长见多了世界的复杂与黑暗，所以从小教育孩子要正直、善良、体谅。但是，这位家长又很纠结，曾经问我：
你说，他从小被教育要正直、善良、体谅，但是社会上许多人，包括许多小孩，似乎根本不按这些价值来——你去体谅别人，只会被人欺负；你去实践正直，只会被伤害。所以我有时候也很困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是从小教给他“说一套做一套”的厚黑学？还是干脆教他各种心眼和手段，起码以后生存能力不是问题？
坦白说，面对这种困惑我也没有答案。想来想去，似乎也只能勉强说“量力而行”。
可是，要如何“量力”呢？束星北先生，与其他“传统”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他身材高大，嗓音洪亮，行动敏捷，这无疑也给了束先生“量力而行”的底气。但是再强大的私力，在公力面前其实也不堪一击。而束先生并没有沉迷于“私力救济”，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想明白，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法律，培养大家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我们都熟悉这样的说法：有头脑没有用，不会判断形势，不懂得保护自己，其实是不适应社会，没法生存下来。但是这个论断完全弄反了——所谓“不适应社会”的潜台词是：束星北先生的遭遇是他个人的悲剧，社会不缺这样的人。恰恰相反，社会缺的就是束星北这样的人，没有他，没有他这样的人，社会也好，学术也罢，都也要承受不小的损失。文革快结束时，周总理问李政道“到哪里去找优秀的科学人才”，李政道回答说：中国不缺优秀的人才，只是没有让他们发挥价值的空间。
当然许多人不是这么看的。谈到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成就，他们认为如今过分高捧了他，他不是“大物理学家”，无非是一个大学教授而已。但无可否认的是，束先生是不错的大学教授，是有真才实学，对事情较真，对科学有追求，对学生有关爱的教授。他确实没有在前沿科学、重点项目上取得实质性的成就，他也更像性情中人，说话比较随便直接，对金钱的态度也不那么淡漠。
的确，他不像传统课本上的那种“科学家”。但仔细想想，说话直接不好吗？即便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去搞组织和动员，到底会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再说到金钱。科学家多几分尘世的味道，并没什么不好，反而更加真实。而且无论哪个时代，人才的培养，学术的传承，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因为我们不能单单从学科价值来判断一切，还应当考虑从学科史、学术建设的角度来判断：在教育和科学落后的年代，束星北先生这样的人显得尤其珍贵。也许有人本来对物理没有特别的兴趣，就因为受到了优秀教师的感召和启蒙，走上了研究的道路。束星北先生的一位学生在纪念文章里谈到，有一次和束老师散步，看到池塘里的涟漪，束老师就从这里讲起，一直讲到返回式卫星溅落的计算原理，深入浅出，让人印象深刻。没有足够的学术根基，是绝对没法这样讲课的。李政道先生说，“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束星北）先生之益”，其实就不难理解了。
遗憾的是，束星北的遭遇不是个案，在那个年代，类似遭遇的人成百上千。无论怎么谴责对束星北的拔高，也无法否定这种悲剧的普遍性。
要改变这种境况，说容易也容易。对大多数这样的人来说，不需要荣华富贵，不需要特别的照顾，最需要的，其实是足够的尊重。
不过，这也许恰恰是困难所在。同在月子口的某位右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二中队的几个小组到农场（机关大队资办）劳动，列队回来，这边刚宣布解散，那边又列队集合。队长和指导员叫出一个队员端着杠子，要我们每个人漱漱口，然后将漱口水突到几个盛满水的脸盆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手脚立刻寒澈如冰，而血液如沸直逼头心。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们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指导员也不询问证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捉贼。人们对这样有辱人格的做法当然不满，确实敢怒不敢言。因为先头有两个人稍一表示出抗拒，就被自己的队友扭住胳膊往里盆里摁。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来到队长面前对他说，我没有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说，这样可以证明你自己。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这样残酷的方式。队长却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时候，指导员也过来指责我：你要是心里没鬼，还怕接受检查吗？我说，我的良心可以证明我没有偷。指导员说：你的良心要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开始抗议，我说：我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指导员一听‘尊严’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月子口没有尊严。队长也跟着喊起来：对，月子口没有尊严。
通过这事，我明白了，我所以总是抵触的症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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