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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领先西方
中华和西方接壤以来，落后、腐朽、颟顸等标签就被次第贴上了。在现代科学营造的语境下，人们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长时间多维度的反思，倾向于认为：感性是中华的缺点，是中华走向科学的障碍。因为境界、感觉这样的词只会导向不可知的、愚昧的未来，而不会走向理性的、科学的明天。
人们思考中华的前途和命运，主流思路是学习西方成功经验，引进现代科学，去除文化的弊端，换句话说，要在现代科学眼光下，把那些不符合科学的文化特色一股脑抹杀。
在这个互联网不断展开的历史节点，我们能发现新的可能性吗？
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科技创新不断展开。总体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走在前面，因为他们的创新文化，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有效的科学管理体系，高端人才的集中等。不断追赶中，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对中国本土的新生事物，都会思索西方是否已经出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新事物就多半会被排斥，因为该新事物很可能是不合理的，或者没有生命力，甚至是虚假的。有知名学者就提出“国内流行一些新的说法，如果国外没有对应的英文词，你一定要对它发生怀疑。”该观点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共识，投资人考察项目时，都要先问国外的类似项目如何进展。
这类思路有其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跟随的文化，本土的创新，真正有生命力的，确实太少。针对本书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指导，以中医为基础的互联医疗，很多人也会发展类似的思维，比对西方相应的医学进展，他们多半会得到否定的答案。那么这能证明本书论证的模式没有前途、或不可能存在，甚至是伪命题吗。
任何论断都要小心翼翼地限制其使用范围，在非生命领域，应当学习西方，用现代科学模式解决问题。生命保全领域就值得商榷，中华可能表现独特优势。我们应当客观认识中西方的差别，正视中华独特的机会。
理性的西方和感性的中华
西方是理性的，追求明确的认识，追求严谨和逻辑，厌恶含混和不求甚解。这种特性古希腊时代就显著地表现了，可从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看出，可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理念中看出，可从柏拉图的世界理性中看出，可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和博物学中看出。
理性是冷静地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理性又是强有力的气质，它要求“说得清楚”，要发展有分辨能力的方法，得到意义明确的结论。只不过，古代是用直觉探索，靠思辨获得自信。自科学时代开始，人们转变了方法，通过发明工具，建立科学规则以达到目的。
理性代表着扎实的工作和坚持不懈，天文望远镜的后面，是人们成年累月的认真观察；显微镜出现后，人们会一丝不苟地数着昆虫的几千条肌肉；孟德尔会持之以恒地种植豌豆以观察其性状变化；无数人终其一生，研究一种动物或植物或岩石，就是要尽一切力量，搞清楚其中奥秘；大量百科全书著作诞生在西方，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人写了三十七册的《自然史》，其中扎实的事实论述，正是来自西方人的这些品质。
中国人则不同，骨子里缺少理性的特质，学术上充斥心悟、诗意、境界、禅宗等感性成分。主张个体通过尽心而知性，进而知天，所获得的并非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如何存在的实践智慧；所追求的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人口口声声要“活得明明白白”，其实他们只满足于思辨层面的“明白”，切不可理解为搞清楚世界的决心；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之”，并不一定要搞懂世界，而是立足于对内心的约束；中国人讲格物，只是想当然地格一些不存在之“物”，字面上和西方一致，根本上不是一回事；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样的传说，都不会在意于客观真实性，只是要给人以某种主观感知。
西方是严谨的，观点尽可能寻求客观数据支持，中华根本没有西方那样的理性土壤，大量成语和流行词都清楚地折射了似是而非的特性和对模糊事态的把握能力，比如“中庸”、“允执厥中”就给判断提出严重挑战，谁也没有客观证据判定某种方法已经恰当地“中”了；因势利导、天人、元气、阴阳等哲学思想也从来没有自明地寻求数字上的支持；中国人推崇体用一源，知行不二，神形兼备，道器不离，这是感性的生动体现；在中国人的认识里，阴阳、奇偶、刚柔紧密结合，有无、动静、屈伸互相推移，这种在对立两极中求包容、和谐、同一的思想，正是一种“二律和合”的中道精神，也是无法理性地探知的。
中华看到连续性的存在，永恒的变易，不断更新，自发自主自动，持续不断，生机无限，特点是变动不居，永恒运动，大化流行。《道德经》说“视之不见名夷；听之不闻名希；搏之不得名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就体现中国人的态度，认为那些终极的感知难以区分开来，与其说它们是技术能力不能及，不如说中国人不那么研究。《庄子▪天下》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描述，并非古人要探索微观领域，这更是对大局的认识，要求人们超越有形，以获得终极的自由。对比来看，西方有“海格力斯之柱”，是用明确的存在标志世界的尽头。
理性和感性的内涵
理性被认为是科学的成功要素，中西交往以来，感性被鄙弃，被降解为本能感悟，缺陷凸显，优势被忽略。中华被认为缺乏科学精神，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忽视科学实证、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书从科学的视角，确切地说，从生命保全的视角，讨论感性和理性，为避免理解误差，先约定相关内涵和范围。
在这个话题内，理性要精确地理解对象，感性与之相对，不在意精确，立足于整体把握。理性追求认识的明确可控，尽量客观地设疑、判断，并结合实践深入探究；感性与之相对，谋求主观的感知，希望基于思辨理解对象。
医学上，理性强调深度的获得，会导向还原论医学，追求物质存在；感性谋求整合的感知，支持整体观医学，着眼于整体生命。
本书所指的感性思维，更恰当的称呼是整体思维，或中华思维，与之对应的是分解思维，或西方思维。通常人们将西方思维理解为理性思维，或科学思维，比如“（现代）科学是理性的”之类的论断，所以，约定俗成，仍使用感性思维。
很多人认为理性是大脑思考，感性是生理感知，或局限于感官，因而是盲目的，冲动的。这是不当的理解，来自西方语境，当时的西方人推崇精确的思考，认为这是唯一的模式，于是把依据感官的初级反应称作感性。这种约定俗成通过日本传递到中国，导致对感性思维的误解。
从认知来看，认知过程涉及思维主体和观察对象，可立足于外物，强调根据客观规律行事，这是理性思维；也可立足于内在，根据主观感觉理解对象，这是感性思维。理性和感性是必然的分歧，是基础的存在，无法相互替代，各有其用途，不能简单地评价优劣。
从世界来看，有两种存在：一种可以分开来研究，一种需要整合了理解，所以理性和感性都有科学上的必要。那些工具胜任的领域是理性的擅长；那些体现整合特性的领域要求感性的发挥作用。
反对对理性的全面推崇，该观点认为，理性是科学的唯一进路，只能进行分解研究，掌握精确的知识。反对把理性和科学划等号，科学的基础是实证，理性是搞明白，这是两个维度的考量，理性只是科学的充分条件，理性可以导致科学，科学并不一定要求理性。感性思考得出的结论，只要做到实证，也是科学的。
感性和理性是两种模式，人只能二选一。因为大脑物质只能按一种结构组织，思维也只会沿着一种模式展开。理性对细节有精确的认识，就漠然于整体，感性则相反，注重对大势的把握，在细节上会有所欠缺；理性追求逻辑和数学，对机变、广泛性等的感知就会不足，感性也正好相反。
拥有就是被拥有，拥有某种能力，就会丧失其他一些能力，这是人类的缺陷，不应不切实际地追求完美。
艺术创作往往是感性的，但能把握人生真谛，把这种品质用于科学探索也是可以的。在古代中国，老庄的观点就非常深邃，这是把握大势的感性思维，和墨家的理性思维有显著区别。
感性并不意味着思想混杂而糊涂，并不意味着目光短浅，行动力低下，宛如愚夫愚妇。这是世俗偏见，非要这样看，坚持理性的人也会陷入机械、枯燥、琐碎、固执、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感性的人们会根据个别案例而得出结论，这已经被广为批判，殊不知，理性思考者也会走向另一个反面，会偏执地追求理论的绝对正确，根据细节或个案而否定整体结论。
有个著名的悖论叫“布里丹之驴”，其表述如下：一只完全理性的驴处于两堆等量等质的干草的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不能对该吃哪一堆干草作出理性的决定。
不应当空泛地、脱离场景评价各种思维模式，要结合研究对象而展开。要研究石头，理性似乎没有多少不足，在生命研究中，感性的眼光需要存在。
声称中华是感性的，西方是理性的，也是一种简化。中华也有理性思维，感性的氛围相对浓郁，是阴中有阳。百家争鸣中，儒墨是主流，墨家即是感性中的理性；后来王充疾虚妄，也是感性之上的理性；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这种外在研究是为了内在，理性是为了感性。西方也有很多感性的思考，有很多整合的认识，比如过程哲学、意志哲学、现象学、实用主义等，但它们是有限地偏离理性，是理性大背景下的感性，是阳中有阴。
中西不同思维的由来
考古研究揭示如此的事实：石器的制作方法各有不同，比如把周围碎片敲下来，留下中央的石核，这方法是非洲特有的；利用敲下的石片制成工具，此方法尤其常见于亚洲；欧洲是这两个方法的重叠区。
这可能是最早的证据，证明人种在最初就存在不同。集中于中国的观察也发现了类似特征：石片石器远多于砾石或石核石器；各类石器的加工往往是单面的；石器类型始终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未曾有过以砍砸器为主的时期或文化区。不管细节是如何的，存在显著区别是事实。
如同互联网是我们心底的映射，石器也是不同的心理的映射。环境（包括石头）导致不同生活方式，更会制造相应的思维影响，因此反应到石器上。说明中西思维在最初就是有区别的。
考察原始人获取能量的方式：一种面向植物，利用双手采摘，相对静态，要求准确性；另一种是追捕动物，不容精确思考，需要总体把握，快速做出判断。有些人在陆上操作，要求快速反应；有些人在水上活动，要求精确感知目标。就算在陆地上，草原生存和林地生存，要求的技能和思维方式不一致。有些环境更要求事先定义的规则应对，有些环境则要求人们具体结合实际而展开。
不管真相是如何的，思想上的差别形成和发展了，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西方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发掘各自方向上的最大可能性，表现了鲜明特性，含混慢慢消失，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体系内的各种存在都会被利用来加强已有特性。
比如文字，它从视听两个通路强烈地影响人，中西方文字就来自最初的细微区别，它发展后，又强有力地加固了这种差别：拼音字母跳出直觉形象的约束，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和可能性，汉字则长久地把思维固定在感性的世界。
在西方人看来，一切都是上帝的产物，但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西方人对待万物，是管理者审视者的身份，把它们彼在地看待，制定规则，发现规律，体现上帝的意图，就合情合理。在中华这边，“道”和天人合一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人们看问题的思路是内向的，“道”等哲学观点都在内在地和人发生作用，人和自然融洽。
李约瑟有个例子说明两种文化的区别：在中世纪的动物审判案中，如果一只公鸡被推测为下了蛋，它会被严肃地处死或烧掉，因为它违反自然法则，这是上帝的法则。在中国，同样的公鸡会谨慎地消失，它是自然存在，甚至是人的某种投射，会让相关人员难堪，虽然它的怪事有悖于世界的和谐。
理性最终成为西方的主流，进而孕育了现代科学。一般认为，伽利略发起的实验科学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他反对经院哲学的神秘思辨，深信自然之书用数学语言写成，视经验为知识的唯一源泉，主张用实验-数学方法研究自然规律，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格局。随后，牛顿做出大的进展，人们猛然明白：天上和月下，都可以用同一个规则描述，万物都要遵守那个规则，那一历史瞬间，欧洲人充满了自信，他们认为正确的进路已经找到，憧憬着在各个领域复现牛顿的伟大创举。现在，在生命科学领域，复杂的实践后面，这一长存的冲动是清晰可见的。
现代科学来源于理性，它迅速发展，并加强了理性，深刻改变了西方文化，理性文化和现代科学是吻合而协调的。宗教史清晰地说明，正是理性把人们从对上帝等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中拖了出来，其他宗教，甚至发源于基督教的伊斯兰教都做不到这一点，穆斯林科学家曾经在化学上取得辉煌的成绩，但科学的种子仍然被强大的信仰所扼杀。
简要地总结：地理在开始，宗教在中间，科学在后来，帮助形成显著差别的中西方。除了地理因素，其他都是结果，并非原因，但各种存在都帮助加强了相应特性。
从儒墨之别看感性和理性
思维就是两种模式，一者着眼于整体，一者着眼于细节。这分野在古代中国就非常明显，儒道墨三家中，儒家“我欲仁斯仁致也”之类的感觉就是整体层面的，道家的“道”更是对整体的关照。墨家就不同，着眼于细节，要进行精确的操作。
有一次墨子生病了，他的弟子说，您是圣人，尊天事鬼，为什么还会生病，难道您的观点是错误的？鬼神是不明察的？墨子回答道，生病的原因有很多种，就像有一百扇门，我尊天事鬼只是关住了一扇门，怎么可以防止小偷进来呢？这个例子中，细分世界的企图非常显著。可以想象，如果主角是孔孟或老庄，其思路会截然不同，会把整合的某种存在作为原因。
墨家主张从物质的本性出发探求世界，用客观规律约束人，推理上注重逻辑关系，表现了浓郁的理性色彩。墨子提出“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形式逻辑基本原理，提出衡量是非的“三表”：主张任何理论都要有根据，要有检验的标准，这暗含着对世界的客观考察，鲜明地区别于儒家用仁义礼智信来约束人的思路；孔子主张“正名”，用周礼固有之名纠正已经变化了的内容，墨子则主张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实决定名，即物质的作用更重要；《论语》中的思维更倾向于内心的思辨、需要细致地揣摩和体会，《墨子》基本上是要强调明确的概念，并发展了相当程度的逻辑学说。
墨家推崇“尊天、事鬼神、爱人”，这似乎与儒家不矛盾，但思维模式不同，两者的理解相距甚远。墨子看到圣王、百姓祭祀于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就推论到必有或应该有一个有意志的天来赏善罚恶，他不能理解周公、孔子关于天和祭天的此在性，而认为这个天如不实质化、意志化、甚而人格化为“欲义而恶不义”的天帝，关于天意的一切说法和祭祀天的一切行为就无着落，墨子强调“顺天意，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这是客观化了的指令或意愿，这样的思维下，天意完全失去了儒家那种“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精微；孔子重视祭祀大礼，他取的是“祭神如神在”的态度，并非如墨子那样“先鬼神而后人”，似尊天明鬼，却在心底供奉着一个彼在的天。
那时候的思想还有诸多含混，但区别已经显著存在。后来，儒家成为主流，墨家开启的科学探索几乎消失殆尽，如同沙漠中的河流那样渐渐隐去。儒墨的不同结局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中华的思想倾向。
有观点认为中华的积弱根源在于孔孟的学术，因为儒家把持了思想，这是倒果为因，中华文化在最初就有某种倾向，它要显著地发挥。儒家就是这种倾向的结果，儒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做到了体系化、深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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